我们不曾相爱过

真实故事计划 2018-11-08 10:58:48


留学在异国他乡,当什么都抓不住的时候,我们便和自己说至少还有爱情。最后,爱情也成了一种幻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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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年到2011年,我在加拿大一个极小的城市里念大学,小到市中心只有三四条街道,整个城市被森林包裹,零星点缀着居民区。从多伦多向西,沿着高速走一个半小时,就到了圭尔夫。

学生们充满了自嘲精神,管圭尔夫叫“村”,大家都是“村民”。一到暑假,学生们就成了归巢的候鸟,早早订好归国的机票,如同“农民进城”。 城里人口少了一半,路上就变得空空荡荡。

留在村中的只有一小部分,一个原因是穷;还有一些刚刚毕业,不知道该在国外闯荡还是回国,所以暂居。 

我则是二者兼而有之。2011年夏天,我帮着朋友把最后一包行李塞进了后备箱,目送他上了车,这个白人小伙子按了按喇叭,从车窗里探出头来,“渔,祝你好运。”一骑绝尘,上了6号公路,在原野之间慢慢浓缩成一个黑点。

他是我在圭尔夫的最后一个朋友。

我在各个加油站转悠,爱尔兰老板把地点发到手机上,从圭尔夫、滑铁卢到剑桥、基耶拿,我穿着橘黄色警示马甲,有车开来便挤出微笑问人家要不要办信用卡,机器人一样登记好姓名、地址、电话。车一离开,我又成了加油站唯一活物,那段记忆弥漫着汽车尾气的味道。 

偶尔天气好,我坐在台阶上,靠着墙,闭着眼睛晒太阳,要是困了,就溜到墙后面的草坪睡一觉。草坪上稀稀落落的几棵树,阳光掠过树梢照在身上的感觉很暖。有一次我睁开眼,一只硕大的浣熊正瞪着眼睛看我,身后跟着她三只幼崽,我和它互相看了半分钟,她转身带着幼仔跑掉了。 

这份工作只是一个过渡,我没想过要干太久。只是每天简历雪花般投出,却都石沉大海。日子久了,我也没了信心,每天找工作像例行公事,简历也不再修改了。倒是后来接到了传销的电话,十几个亚裔中年人坐在台下,黑人小哥在面前侃侃而谈,像是电视上的饶舌歌手,我听了一半夺门而出。 

不想回国,正经工作又找不到,我一度沉迷于看电影。晚上关在公寓里,拉上窗帘,熄灭了灯,可以一个人无声看到半夜,饿了就叫芝士披萨,配上一瓶可乐。

慢慢的,我除了身材日渐走形之外,人也乖僻起来。出门时低着头,溜着墙角,看到有人走来,远远地走到马路另一侧;上楼时,电梯里若有别人在,便感觉针扎一般难受,干脆继续等待,或是转身爬楼梯;最怕的还是和人聊天,宁愿安安静静地一个人在角落发呆,一两个小时不说话,有人过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逃跑。 

遇见文青之前,这便是我的生活状态。 

我在人生最胖的阶段遇见了文青。 

文青和我都是北京人,那时候她已经找到工作,在多伦多一家小园林公司种树。夏天时她通过共同朋友联系我,说要来趟圭尔夫,想找我用车。圭尔夫九成以上都是白人,能遇到一个同乡不容易。虽然从来没见过,但是我答应了她。

我们约好在火车站见面。一开始没看到她,等看到她时,她已经离我只有两三米远,不像留学生,更像是个土生土长的CBC。那些瘦瘦小小的留学生女孩们瘦到让本地人怀疑是不是未成年,而文青很丰满,她身子很高,穿着短裤,露出古铜色的大腿。她摘了太阳镜,露出黑溜溜的眼睛,“你就是渔吧?” 

我们按照约定上了车。夏天的圭尔夫很安静,草坪上呆立着一只只大雁。孤零零的小车,穿过河流,一直开往山顶,耳边响起若有若无的鸟叫,风吹着树叶沙沙响。有那么一瞬,让我想起“探索者”10号,我们正向着看不到尽头的宇宙深处漫无目的地漂。 

车内也是无声的。文青支着手臂,撑着腮,过了一会儿,她说她回圭尔夫是为了看以前房东。

“老太太去年死了,老头就把房子卖了,自己住进了了养老院。收拾房间的时候,找到了一些我的东西。” 

她叹了口气:“他的子女都在美国。现在这个国家里,可能除了我,就没别人惦记着他了。” 

走到圭尔夫湖下,房屋渐渐稀疏,远处是成片的松林。车停在养老中心边上,她让我等着,一个人进到楼内。过了一个小时,自己拎着个箱子归来,眼圈有些红。 

老头是文青第一个房东,退休前是医生,老太太是护士。四年前文青来到圭尔夫时,在两个老人家中暂住。他们都是基督徒,把文青当作自己小女儿,带她去教堂,和她玩拼词游戏,春节时一起做饺子,考试前文青在图书馆熬夜。无论多晚,老头一定开着那辆老丰田停在楼下。家里还有条叫贝拉的老金毛,躺着在脚下像是温热的毯子。 

剧照 | 《布鲁克林

后来老太太死了,贝拉也死了,只留下老头孤单一人。“其实没什么东西,他就是想我了。”她对着窗外抹着眼睛,她说都走了好远,回过头去,还看到老头站在窗口望着她。“感觉自己是个恶人,把他抛弃了。” 

我们彼此无言,又回到火车站,按约定文青要付我40加币,可是我没要。 

“陪我吃个饭再走吧。” 

坐在铁路边的寿司店里,她心事重重。我安慰她说,“在加拿大,至少还有一个人惦记着你。”我好久没和人好好聊天,说起话来嘴巴笨拙,我告诉她,可以有时间多来看看老头。

后来文青一个月来一次圭尔夫。 

她来之前我都觉得麻烦,但见了面,能有个人聊天又很开心,每次分别都带着莫名的失落。

我们总是坐在圣乔治广场的喷泉下面,捧着热狗,她两腿前伸,胸前高高隆起,阳光下面每一根汗毛都闪着金黄色。我们聊看过的电影,聊尼采和马克思,或者看着广场上的海鸥发呆,一起回忆夕阳下的北京胡同中长满杂草的房顶、被尘土掩盖了的漂亮雕梁、长满苔藓的青砖。

文青常常说起她的男友。从高中到大学,两个人相逢相知,但因为本科很难拿奖学金,后来她独自出国读书。一个在加拿大,一个在北京,相隔十二个小时时差,只能各自忙碌。后来她说,她男朋友第二年就毕业了,毕业就要去芝加哥读研究生。

九月初她告诉我:“我也准备去美国。”我有些失落,猜她是要去美国和男朋友团聚。文青并不否认,“我要去安娜堡了,以后估计不会再回来了。”她没有去芝加哥,而是选择了另一个地方,同在美国,却依然四五个小时的车程。

男友因此和她吵了一架,她看得淡然:“有没有他我也能活。” 

在圭尔夫的留学生们似乎都是这么活下来的。孤孤单单的拖着行李箱,从一个陌生的街区走到另一个街区。夜里饿了无处可去,独自吃一碗泡面,坐在门口台阶对着头顶明月流下两行泪。后来就不想家了,冬天时漫天白雪积在后院没过了膝盖,安安静静煮一杯咖啡,一边喝一边静静看着雪地平平整整,只有一行梅花脚印,那是野鹿从树林中跑过的痕迹。最后例行公事般给家中回个电话,说声一切都好。

文青说,这些男友都没有经历过,自然不会懂。她曾经在学校做设计到晚上十一点,回家时已经没了巴士,一个女孩子独自走在小路上,忽然听到左手边丛林中一阵窸窸窣窣。那时树影飘摇,风穿过丛林发出怪异的尖啸声,文青想起看过的恐怖片,凶手总是持着刀躲在黑暗里面,只露出血红的双眼盯着猎物。后来,钻出来的是一只黑白臭鼬,呲着牙,浑身毛立着,一下从身边逃走了。文青如释重负,蹲在地上开始哭。 

打电话的时候,男友却无法理解:“你那个小城市能有什么事儿。你就是胆子小,你看别人都不怕。” 

坐在我面前,文青自嘲笑笑:“这些年自己一个人搬家,一个人吃饭,难过时候没人陪,哭也没人安慰,自己一个人生活惯了,有没有男人一个样。他去他的芝加哥,我去我的安娜堡。都在国外,自己照顾好自己就好,不要勉强。” 

她忽然又有些惆怅:“你知道鲸鱼爱丽丝么?她永远自己游来游去,只因为别的鲸鱼听不懂她的叫声,所以偌大的大西洋里陪伴她的,永远只有她自己的声音,我觉得我就是鲸鱼爱丽丝。” 

 

大家都是这样。

我也一个人住,唯一能说说话的,就是她每月来探望房东的时候。夏天的尾巴常常多雨,一个下雨天,我在阳台上抽烟,街道上一个男人裸奔,边跑边喊着“世界末日”,像一条泥鳅绕过的曲折轨迹。雨打在身上,我想,自己要是突然就这么死了,要多久才会有人发现呢? 

秋天时,我一个人去了尼亚加拉大瀑布,一路枫叶尽红,却顾不上驻足。开了两个小时,只为了看二十分钟大瀑布。例行公事地看完,感觉这个秋天就没什么可再期盼。 

回去路上接到了文青的电话,她说她在圭尔夫等我。

她坐在我家楼下的咖啡厅,喝着热咖啡,配了一块布朗尼,见我给了我一个拥抱:“渔,我失恋了,安慰安慰我。” 

剧照 | 《布鲁克林

两人没有争吵,电话里和和气气地分手,仿佛谈着别人家的事情。可是挂了电话,她大脑一片空白。那天夜里下淅淅沥沥的小雨,听着窗外黑夜中传来的声音,她想哭。 

文青想不出来还有谁可以说。她回了圭尔夫,老头看出她心情不好,问她时她强忍着眼泪不露一字,等见到我,她又不想哭了。 

“他出轨了?”我问她。 

文青摇了摇头,“我出轨了。”

文青出轨的是一个电信工程师,人在牙买加,一年多前两人在机场认识。他三十多岁,很贴心,每天早上一个电话,晚上一个电话,偶尔寄过来一些加勒比的小礼物。男友无法帮她解决那些糟心事,可他不同,电话中他的声音温暖,像老旧的唱片,一面听着她抱怨,一面帮她想办法。 

文青说她爱上了那个男人。她去了牙买加渡过了三个礼拜,甚至已经想好和男友分手,第二年一毕业就飞去结婚。然而后来她却发现自己不是唯一,这个工程师还有几个女人。一年后,男友在QQ空间见到了她那些牙买加照片,终于东窗事发。 

 “他知道就知道了吧。本来早就该结束了,一直拖到现在。” 咖啡店里灯光昏黄,文青的头发也是黄色的。咖啡店里放着一首英文民谣,吉他声和着深沉的男声,我看着她,觉得我们都是孤儿了。 

聊得太晚错过了火车,文青在我家留宿。公寓很乱,她不顾阻拦,帮我把地上的书和衣服收拾好,又把地毯好好吸了。我在厨房准备着两个人晚餐,断粮已久,冰箱只有一袋鸡蛋面,于是煮了面,用老干妈拌了,文青看得目瞪口呆,“你就吃这个?” 

她翻了翻冰箱,确实连个鸡蛋都没有。于是我俩一人抱着一个碗,坐在地毯上边吃边看电影《黑暗骑士》。似乎是一开头她就睡着了,看了一半我也困了,我把她摇醒,两个人开始做爱。 

结束后她蜷伏在我的身上,浑身颤抖,终于哭了出来。 

 

文青和男友断了后,我们渐渐联系多了起来。一到周末,她就来圭尔夫找我,我们从早到晚做爱,一直到第二天中午醒来,我送她到车站,目送她上火车离开。 

最后一次她和男友通话,我们躺在床上,窗外大雪纷飞,电话突然响了,文青裹着毯子,却露出半截屁股。电话中两个人又开始了争吵,文青争吵时,声音歇斯底里,“我等了你这么多年,你考虑没考虑过我一个人在这边怎么生活的?” 

“说好在国内读两年就来,然后呢?我还要等你多久?” 

“少感动自己了,去美国就是为了你自己!” 

“别说了,我有男朋友了。” 

扔掉电话,文青蹲在地上开始哭。我倒了杯橙汁,兑上三分之一伏特加,放在她手边:“一切都会好的。”两个人赤身裸体躺在地上。

她说在最孤独的时候,她曾经迷恋上去酒吧,宿醉之后,躺在陌生人床上,她怅然若失,又感觉到一点罪恶。后来她问我:“觉不觉得我很坏?”

我摇摇头,“没有。”谁还不是活得很累,想稍稍放纵一下呢?

春天时候我体型已经有所改观。文青经常拉着我去跑步,沿着速河,从市中心一直向西,跑到城市边缘,再沿着河边走回来。路上常常遇到穿着运动服,默默快走的陌生白人男女,见到我们就微笑着打招呼,没人时,我们追逐着松鼠,躲在树林下亲吻。 

后来我想要搬去多伦多了,和文青一起看了几个房子,最终租了间主人房。房子在艾灵顿街和金士顿路交界,再向西不远就是阿贾克斯。 

我们把行李塞满了后备箱,像一对小夫妻,手拉着手在宜家买便宜家具,走得累了,她撒娇让我背着她,趴在耳边呓语:“以后我找老公,一定找你这样的。” 

我跟文青说,“那要不你搬过来吧。”

两个人住在一起,一起买菜,一起做饭,一起散步。天气渐渐热了,我们常常走在的林荫路上,有时候会走的远一点,一直到南边的湖边,那里有卖冰激凌的小贩和玩闹的孩子。

每个晚上我们都做爱,床摩擦着地板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,月光从百叶窗落下来,把她的胸口照得很白。我趴在她的胸口,感觉像陷在天鹅绒中,很长时间不想离开。 

有天我问她:“文青,我们生个孩子吧。” 

她眨了眨眼,手捧着我的脸,“好,我们生个孩子。”后来她看我认真,笑容也渐渐严肃,“我们还年轻。” 

“那嫁给我好不好?”

“你不怕我再出轨么?”

“你不会出轨。” 

她抓着我的脸狠狠的亲了一口,却说:“我可不能保证。”

 

八月的时候文青要启程去美国。她辞掉了工作,买了一辆二手车,车壳上坑坑洼洼,我们说这个车说不定挨过枪击,或者曾经被上上个车主开到过伊拉克,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。

她管这个车叫做坦克,我们开着她的坦克回了趟圭尔夫。她带我去见了房东老头,一起玩拼词游戏,这个白人老头带着老花镜,皮肤像粗糙的白桦皮,拾起字母时,胳膊晃晃悠悠。我们玩了三把,他赢了两把,我们赢了一把,老人显得很开心,文青有些不舍,离别时眼圈有些红,老人分别拥抱了我们两人,笑着说:“上帝保佑你们。” 

归去的路上,我们一人一个热狗,走到圣母殿教堂门前。夏天的小城很美,尤其是在雨后,教堂被冲刷得洁白如雪,圣母像双手合十,我们站在它面前,也双手合十祈祷。 

文青问我祈祷了什么。我说,我是在祝福她一路顺风。“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,谁也不要拖累谁,对吧?”

其实我说了假话,我希望她可以留下来。 

可最终她还是走了。在八月中旬,文青开着她的车从多伦多出发,一路奔向美国安娜堡,她要在那里开始她的新生活了。车上装着她的衣服,生活用品,广式甜点,还有我送给她的一盏台灯。 

那是我在一家中古店淘到的,黄铜色的外壳,维多利亚风格的花边,按下开关,光芒像水花一样泻下来,我希望她未来伏案读书的日子里,只要打开台灯就会想起我。 

剧照 | 《布鲁克林

那年圣诞节,文青回了趟多伦多,但在过节前一周,我已经收拾行囊,彻底离开了这个国度。

后来文青告诉我,她那天在教堂前许下了愿望,她希望我能在多伦多耐心等她回来。

我们再无相见,我们两不相欠。

作者李渔 互联网从业者

编辑 | 翦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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